上交所、深交所关注到了上述传闻。今年以来，在证监会的统一部署下，上交所、深交所持续加强程序化交易监管，推动有关政策措施落实落地。目前，上交所、深交所正就高频交易差异化收费方案进行研究论证，将坚持内外资一致的原则，公平对待所有市场参与机构，在充分评估测算的基础上完善相关收费机制，增强高频量化交易监管的针对性，不用担心不公平对待问题。对涉及高频交易机构的差异化收费安排，后续上交所、深交所还将充分听取市场机构意见建议，平稳有序推出。

伟大领袖毛主席非常重视统战工作，也非常善于做统战工作。他曾说中国革命的胜利，必须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组成革命的统一战线。在处理“西安事变”中，毛主席机智灵活的手法，赢得了左派，争取了中间派，回击了右派，使得“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国共实现第二次合作。

在“重庆谈判”期间，毛主席以高超的斗争艺术，以谈对谈，以打对打，针锋相对，寸土必争，既揭露了蒋介石“假和平真内战”的图谋，让社会各界人士认清了蒋介石集团的反动真面目，又宣传了我党和平建国的主张，使得社会各界知名人士和无党派人员纷纷投入我党怀抱。由此可见毛主席统战手法之高超。

毛主席有很多得意的统战之作，但若说哪个统战事例最具代表性，无疑是李宗仁归国了。李宗仁归国既凸显了毛主席的磅礴大气，也表明了共产党人海纳百川的广博胸怀，堪称是我党统战工作的代表性案例。

一

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后，蒋介石集团的统治分崩离析。东北、华北全境以及华中、华东的长江以北地区均被人民解放军解放，人民军队只需跨过长江，就可以饮马江南，解放全中国了。

此时，蒋介石集团百万大军零散龟缩于长江南岸，妄图依托长江天险，阻遏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胜利步伐。而饱受战火涂炭的全国人民好不容易迎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后，都期盼走上和平建国之路，但蒋介石梦想继续把蒋家王朝延续下去，不顾汹汹民意妄图继续实施专制独裁的统治，在此情况下，蒋介石就成为国共和谈的最大障碍。

为此，美国大使司徒雷登表示“欲实现国共和议，非蒋介石去职不可”；同年，拥兵自重的“华中剿总司令”白崇禧在武汉通电要求蒋介石下野；紧接着，李宗仁提出五项主张，其中第一主张就是蒋介石下野；而豫、湘、鄂、桂4省也相继通电也要求蒋下野。

在国际国内一系列强烈的“倒蒋”舆论之下，蒋介石不得不声明：“战事仍然未止，和平之目的不能达到。本人因故不能视事，决定身先引退，由副总统李宗仁代行总统职权。”

而在蒋介石暗中掣肘“代总统”李宗仁之际，行政院院长孙科也趁机将行政院迁往广州。孙科之所以选择在这个关键的时刻对李宗仁下手，主要是因为抗战胜利后桂系与孙科竞争副总统人选，桂系为扳倒孙科，抖出了孙科公权私用，曾帮助自己的二夫人蓝妮大开生意方便之门，结果致使孙科落败副总统人选，二夫人蓝妮也离他而去。孙科“赔了夫人又折兵”，自然也想找他算这笔账。

这样造成的结果是，蒋介石在老家溪口镇暗中操控一切；孙科在广州办公；“代总统”李宗仁孤零零地在南京履行“代理”之职。因此，彼时的国民党可谓是穷途末路、“一国三公”了，其四分五裂之状，已是无可救药。

李宗仁虽然处处受制于人，但作为地方实力派并不愿就此作罢。为此，他提出“划江而治”，寄希望国共两党以长江为界各行自治。为将这一想法贯彻实施下去，他四处活动致电宋庆龄、李济深以及张澜、章伯钧、张东荪等民主同盟或社会各界名流。可此时的国民党已是人心尽失，人们已无心再来烧国民党的冷灶了，他们纷纷积极主动投奔了我党，走向了一条光明之路。

而对于“代总统”李宗仁试图“划江而治”的想法，蒋介石自然是一百个不愿意。国民党蒋介石集团此时尽管政治分裂，内部混乱不堪，但长江以南依旧有百万大军，加持此前美国援助的大量先进武器装备，蒋介石不甘心就此失败，因此妄图凭借长江之险卷土重来。

那么，这样一来便是：做得了主的蒋介石并无和谈之心，而做不了主的“代总统”李宗仁却做着“划江而治”的黄粱美梦。再加上此前毛主席早已表态：无论和谈结果与否，解放军必须过江。实际上，国共和谈已经葬送在国民党之手了。

在此情势之下，1949年4月20日渡江战役打响，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渡过长江，以摧枯拉朽之手很快突破了国民党长江防线，自知大势已去的李宗仁只得选择远走他乡流亡美国。

李宗仁流亡美国可以说是无奈之举。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下，李宗仁已是我党二号战犯，如果仿效白崇禧投奔台湾，桂系与蒋介石斗法多年，以蒋介石的为人，又岂会轻易放过自己？思忖再三，李宗仁只好流亡美国，只是没想到，他这一去就是16年。

二

国民党败退台湾后，李宗仁借故从香港转道前往美国。流亡美国后，由于此时他还有着“代总统”的头衔，因此，刚开始美国人倒也对他客客气气。李宗仁身患十二指肠溃疡、胃病等疾病，发作起来疼痛难忍，美国人找来最好的名医给他做手术，很快就治好了他的病。

甚至，一次，美国总统杜鲁门宴请李宗仁时，当着媒体记者的面款款深情地说：“我以总统身份请他，就应该称他为总统”。杜鲁门的深情独白，搞得李宗仁大受感动，他以为美国人这是对桂系首领、一国之“代总统”的认可。

于是，治好病后，李宗仁在新泽西州花了6万美金购置了一栋两层楼的洋房，自己做起了寓公，希望继续用他“代总统”的头衔撑起桂系的门面。而美国方面也派出警察常常在李宗仁宅邸周围巡逻警戒，俨然，“代总统”李宗仁成为了美国政府的头号“尊客”。

可美国是一个很现实的国家，美国人也是耍“政治流氓”的“惯犯”，1954年，“代总统”李宗仁的“超国民待遇”已经走到了尽头。1950年3月，蒋介石在台湾恢复“总统”职务，并在4年后以“违法失职”之名弹劾了李宗仁。也就是说，从这一刻开始，李宗仁不再是所谓的“代总统”了，失去利用价值的李宗仁彻底被美国人冷落了起来。他的府邸周围不再有警察保卫，他的会客厅中也不再有美国政客的频繁出入，李宗仁的府邸门前顿时变得门可罗雀起来。

为了排解这种政治上失意落魄的生活，李宗仁经常会邀集老部下打打牌、喝喝酒、聊聊天，以缓解自己失落的心绪。可日子久了，老部下们也开始厌烦了，再加上他们也有自己的生活，也不可能天天陪在李宗仁的身边，李宗仁很快又陷入了孤独之中。

此时的李宗仁府邸鲜有老部下如往常那样来访。比起日渐消沉的李宗仁，他的妻子郭德洁倒是过得不错。郭德洁是位思想前卫的女性，来到美国后，她很好奇美国式的生活，为此她努力学习英文，自学开车，常常与华人圈内的太太们打打麻将，生活过得有滋有味。

可李宗仁骨子里是典型的东方男子，他崇尚中华传统文化，尤其崇尚中国古典诗词，每天读读古诗词就成为了他必不可少的生活的一部分。他不仅坚持读古诗词，也经常看中文报纸，而且就连说话都操着桂林腔调，每逢看见妻子郭德洁张口说着一口英语，他就会斥责洋人的英文是“蛀虫文”。

生活尽管苦闷，但在流亡美国16年里，每个周末却是令他最开心的时刻。一到周末，长子李幼邻就会携几个孙女来看他，看到儿孙们乖巧可爱的脸庞和身影，李宗仁失落的心绪方才有所缓解。当他发现孙女们接受的都是西式教育，李宗仁一有时间总会跟孙女们玩中国的传统游戏，因为在他的内心深处，中国永远是自己的祖国，中国人迟早都是要落叶归根的。

事实上，除了孙女们的偶尔造访，绝大多数时间里，李宗仁仍旧生活在政治落魄后的孤寂当中。为了缓解这种苦闷的精神状态，李宗仁把自己早年收藏的字画全部摆在了家中与人共同品评。

李宗仁这些字画既有明清墨迹，也有民国期间出自名家之手的字画。1946年，政治失意的李宗仁担任北平行辕主任期间，徐悲鸿就曾经常带他去向一些名家求画。著名画家齐白石也曾一次给他二十多张画，并说：“你是搞政治的，当失意的时候，这些画可能会派上用场。”

除此以外，李宗仁字画的来源还有一些部下为投其所好，花费重金购买后再相赠给他，当然，附庸风雅的李宗仁自己也会花钱购买字画，因此，他收藏的字画可谓五花八门、鱼龙混杂，墨迹真真假假就连他自己都分不清楚。

三

当时，李宗仁这批字画共计有12箱，这些字画全部都在美国自己的府邸里存放着。这些字画到底价值几何，当时没人能说清楚，不过，据李宗仁给自己的秘书程思远写信说这些字画是自己当年在当北平行辕主任时收藏的，前后花了11万多美金。至于李宗仁的这批字画价值11万美金是怎么得来的无人知晓，但很快他拥有一批字画的消息很快流传开来了。

另一方面，尽管李宗仁身在美国，脱离了蒋介石势力管控的势力范围，但蒋介石的鹰犬爪牙无处不在，他们时刻妄想对李宗仁下手，李宗仁的人身安全无法得到完全保障。

而此时，伴随着新中国的日新月异，重新站起来的中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伟大中国。作为一名土生土长的中国人，想起了当年在台儿庄杀得日寇尸横遍野，再看看如今的新中国在朝鲜战场打得美国落荒而逃，心中的激荡早已无法抑制了。

因此，渴望回家，盼望回到祖国母亲的怀抱，渐渐成为李宗仁脑海中无法消弭的念头。

1955年8月，李宗仁发表了《对台湾问题的建议》，提出了台湾应与大陆和谈，中国人解决自家事的主张。

很显然，李宗仁此语意在告诫台湾岛内当局不要与人民为敌，提醒岛内军政系统的人要认清现实，早日弃暗投明选择一条跟随中国共产党的光明大道。要知道，作为在国民党中拥有不凡影响力的派系人物，他的话语无疑会在台湾当局内部引起了不小的轰动效应，因此，此举受到了党中央毛主席等人的高度评价。

1959年10月，正值新中国成立十周年之际，与李宗仁长期保持联系的程思远赴北京，详细向周总理汇报了李宗仁几年来的思想经历与回国的愿望。不仅如此，这次程思远受李宗仁之托，向周总理提出希望把这批字画捐献给伟大领袖毛主席。

面对李宗仁“献宝”给毛主席，周总理听说后笑着说：

你转来的德邻先生（李宗仁字德邻）的信，说他愿意把自己珍藏的历史名画献给国家，这表现了李先生的爱国精神，政府考虑接受。

很快，这批字画从美国被送到了故宫，周总理立即组织人手开始鉴定工作。专家们经过仔细鉴定后发现：在这批李宗仁捐献的字画中，竟然基本都是赝品，所有字画加起来价值不过3000美元。

这与李宗仁口中声称的价值11万多美元相差过于悬殊。

于是，周总理把李宗仁捐献字画来龙去脉的情况上报给了毛主席后，毛主席听了哈哈大笑：

「恩来呀，我们的统战工作要讲策略。他说11万美元，就给他12万美元！这叫‘投石问路’，是一笔政治账嘛！」

事实上，12万美元相较于国民党阵营当中一个颇具影响力的人物投奔我方阵营，其政治影响力和所起到的积极垂范作用实在是不足挂齿，我党能以广阔胸襟接纳李宗仁这样的人物，12万美元又算得了什么呢？

因此，当毛主席一语道破个中主次轻重后，周总理也认为这是一个很高明的统战策略，众人对毛主席的统战思维也是深为佩服。就连李宗仁得知此消息后连说：“共产党不简单，是识货的”。

1965年高杠杆股票，在周总理的周密安排和各方共同努力之下，李宗仁与其夫人郭德洁女士，终于从美国回到北京，回到了阔别16年的祖国的怀抱，心潮澎湃的李宗仁夫妇激动不已。